尹显文

正如古代的“智者”不构成一个确定性的哲学派别一样，活跃在当代思想界的所谓“后现代理论家”也不从属于任何一个确定的哲学派别。也许我们只能把他们理解为一些具有类似理论倾向的学者。显而易见，不管这些学者在思想上是多么偏激或怪异，他们都无法绕过下面这个话题，即他们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的：“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这充分表明了马克思遗产的普遍性和其无所不在的特征。

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把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的思想尖锐地对立起来。正如美国哲学家詹姆逊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们往往感到这是一种罕见的或悖论的结合，是缺乏牢固基础的，以致有些人认为，当我现在‘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时，一定不再是任何含义(即用其他一些传统字眼)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注：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参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2期，第56页。)其实，这是一种很肤浅的看法。诚然，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人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点，乃至共同点。

事实上，那些富于原创性的后现代理论家总是沿着以下两个不同的方向来反思他们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的：一方面，他们激烈地批判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与现代性的主导性价值相契合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热情地肯定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与后现代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见解。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他们和马克思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全面地探索并理解这些关系，不但能加深我们对后现代理论的本质特征的把握，而且也能使我们更深刻地领悟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一、肯定性的叙事与否定性的叙事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理论陈述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一种是“肯定性的叙事”，即马克思对自己的新理论的陈述，如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学说等等；另一种是否定性的陈述，如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当然，这两种叙事方式并不是截然可分的，而是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但当人们从分析的理性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的时候，还是可以区分出这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后现代理论家常常拒斥蕴含在马克思的理论陈述中的肯定性的、宏大的叙事方式，而对其否定性的、批判性的叙事方式则大加赞赏。在这方面，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利奥塔把传统的、肯定性的大叙事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一派倾向于政治；另一派则倾向于哲学。然后这样写道：“我们可以很简便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以上两种叙事合法化的模式中，左右摇摆。共产党统御了大学制度，无产阶级取代了全民或人性，辩证唯物主义取代了思辨理性理想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自身有其特殊的关系，而斯大林主义或许正是它的终结。在斯大林主义中，科学仅扮演着从后设论述中寻绎或引证的角色，而‘社会主义’则成了精神生活的替代词。”(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在他看来，马克思既继承西方传统政治和哲学中的宏大叙事，又以自己的方式对传统的叙事方式进行了改造。然而，马克思只是改造了传统叙事方式的内涵，却没有触动它的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也构成一种新的宏大的叙事，而在这种新的叙事方式中，“共产党”、“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成了基本概念，而“解放”、“救赎”则成了核心的观念。利奥塔明确表示，他对蕴含在马克思学说中的这些肯定性叙事表示怀疑，尤其是当斯大林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结果的时候，这种疑虑进一步增强了。“不过，我们所以质疑，是因为我们不再像马克思那样，相信人类可以在矛盾斗争中得到救赎”(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30页。)。

利奥塔对马克思的肯定性叙事的拒斥在后现代理论家那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比如，詹姆逊认为，“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注： 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p.11.)他主张，必须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对马克思当时的叙事方式和阐释方式进行必要的改造。吉登斯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也强调，尽管马克思十分关注现代性的断裂的特征，但仍然未摆脱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宏大叙事的影响。他写道：“即使是那些强调断裂变革之重要性的理论(如马克思的理论)，也把人类历史看做是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进化论的确表述了这种‘宏大叙事’，尽管它不一定属于受宇宙目的论影响的理论。”(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在吉登斯看来，人们应当在解析现代性问题时，超越这种单线性的进化论的宏大叙事方式，更多地注意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鸿沟，同时更多地检讨现代性蕴含的风险和种种不确定性。美国哲学家凯尔纳和贝斯特在谈到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时，也写道：“从这一点看，后现代应该被界定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对形而上学哲学、历史哲学以及任何形式的总体化思想——不管是黑格尔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实证主义——的拒斥。”(注：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总之，后现代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中所蕴含的肯定性的、宏大的叙事采取排斥的态度。然而，有趣的是，他们对马克思思想中显露出来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叙事方式却表现出真诚的认同。这一点甚至连利奥塔都不例外。他在批评马克思的宏大叙事的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也能够发展成一种批判性的知识形式，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由自治主体所组成的，而科学存在的惟一理由是要让经验主体(无产阶级)从异化与压迫中获得解放。”(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17页。)利奥塔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和推进的正是蕴含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的这种否定性的、批判性的叙事方式。詹姆逊认为，在马克思的否定性叙事方式中，最有价值的学说就是他对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深刻地揭示了一切文本或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之为“否定的诠释学”。他这样写道：“这就是一般的理论构架，我总是愿意在这一理论架构中，阐明我自己的、可以概括如下的方法论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否定的诠释学(a Marxist negative hermeneutics)，一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意识形态分析的实践，在阅读和解释的实际工作中，必须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肯定的诠释学(a Marxist positive hermeneutic)或对相同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文本中的乌托邦的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注：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p.296.)

在詹姆逊看来，一旦人们抛弃了这种否定性的叙事方式的视角，也就不可能全面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意义。事实上，詹姆逊更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否定性的叙事方式。按照德勒兹的看法，在马克思的否定性叙事方式中，最有价值的应当是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他写道：“我们不相信那种不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哲学。马克思著作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将资本主义作为内在的体系加以分析。”(注：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第195页。)这里所说的“内在的体系”也就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解剖和反思，而马克思的否定性的叙事方式正是通过这样的解剖和反思展现出来的。

每一个不存偏见的研究者都会发现，马克思是康德所肇始的批判精神的伟大的继承者，他的主要著作的正标题或副标题几乎都有“批判”这个词。实际上，早在 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已经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正是这种大无畏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精神和叙事方式成了后现代理论家抨击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权力化的话语与反权力化的话语

正如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思想在被他的追随者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已经转化为一种权力化的话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哲学家柯尔施早已注意到这种把马克思思想权力化的倾向，并发出了警告(注：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但这种警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事实上，一旦人们把马克思思想意识形态化或权力化，并把它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马克思思想本身也就从一种批判性的意识转化为被批判的意识。特别是在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被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众所周知，在后现代理论家中，法国哲学家福柯对权力化的知识和话语的抵制最强烈。他指出：“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你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就必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是现象学家，或是结构主义者。可我不是这些学派的信徒。……1968年以后，第一个变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新的关心个人兴趣的政治文化倾向开始产生。正是这个原因，我的著作在1968年以前除了在很小的圈子以外，几乎毫无反响。”(注：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在这里，福柯以 1968年划界，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权力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差距。事实上，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并没有简单地认同他的老师的学说，而是试图通过对尼采的解读，超出已被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这样的话语系统的批评也见于其他的后现代理论家。德里达就说过：“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某种(我在此强调的是某种)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并不需要等到苏联以及全世界完全依赖于苏联的所有一切的最近解体。所有的一切在5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所有的一切甚至在那时就已经不容置疑地是‘可见的’了。因此，使我们今晚聚集在一起的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其实是一个重复已久的话题的回声。”(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22～23页。)德里达在这里说的早已解体了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斯大林主义化的、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他真正关心的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的恢复，而“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所要解答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后现代理论家拒斥已经以某种方式被意识形态化或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他们对蕴含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反权力话语的见解取漠视的态度。事实上，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阐述出来的权力理论至今仍然是无法超越的。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国家，还是权力，都不是第一性的东西，“那些决不依个人 ‘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须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这段重要的论述从根本上消除了笼罩在政治权力上的灵光圈，把它化为日常生活中可以理解的一个问题，从而为关于政治权力问题的任何讨论澄明了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告诉我们：“一个阶段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7～378、30页。)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的研究结论启示我们：统治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上的领导权决定着其相应的精神生产上的领导权。这一点决定了：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精神生产总是在无所不在的宏观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换言之，占支配地位或主流地位的话语本质上就是权力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正现实的诠释学乃是权力诠释学。无庸讳言，马克思关于权力问题的批判性观点对当代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还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无论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的构想，还是马尔库塞关于“大拒绝”的呼吁，都在一定的意义上回应了马克思的宏观政治权力理论。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的那样：“马克思对权力之经济关系的重要性的强调，被尼采对权力和统治形式之多样性的强调所取代。”(注：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31页。)

当然，后现代理论家仍然以怀疑的目光来看待马克思对宏观政治权力的倚重。利奥塔并不否认，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揭露，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然而，他写道：“今天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庇护之下‘十月革命’只是成功地再次打开了同一个伤口。问题的确定和诊断可以变化，但在这一重写中同一疾病又再次出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在努力清除异化，但人的异化几乎以毫无变化的形式被重复了。”(注：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58页。)显然，在利奥塔看来，仅仅从宏观上改变权力的形式和构成，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宏观权力造成的异化。众所周知，福柯对马克思的宏观政治权力理论同样抱着一种疑虑的态度。事实上，他更关注的是在生活中到处显现出来的、多元的微观政治权力。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指出的：“为替代马克思主义有关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二元模式，福柯呼唤一种在社会的所有的微观层面上，在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和学校中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他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概念，因为在现代宏观政治概念中，冲突力量之间争夺的是对扎根于经济和国家中的中心化权力之源的控制权，而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中，无数的局部群体争夺的是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权力形式。”(注：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 72～73页。)按照福柯的理解，微观政治权力起着比宏观政治权力更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无疑地，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微观权力的理论，是一种极富创发性的政治文化批判的理论。然而，只要人们公正地对待马克思的宏观权力理论，就会发现，单纯的微观权力的批判，与单纯的宏观权力批判一样是有自己的限度的。这里会出现循环论证，即宏观权力的有效的改变有赖于微观权力的改变；反之，微观权力的彻底改变也有赖于宏观权力的改变。因此，对于后现代理论家来说，对马克思的宏观权力批判理论采取简单的态度是不行的，应当在两种权力的辩证关系中来把握微观权力批判的作用和局限性。

三、确定性的偶像化与对偶像化的确定性的消解

人所共知，在对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上，马克思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遗产。然而，在他的后继者那里，情况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马克思视之为确定性的内容在他的追随者那里被简单地、无条件地夸大了，甚至可以说，确定性已经被偶像化了；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历史上的某些确定性的结论的消解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直到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这方面的思想资源才引起他们的巨大的兴趣。

就马克思学说的前一个方面而言，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确定被偶像化为所谓“经济决定论”。恩格斯为此而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谬无稽的空话。”(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95～696页。)显然，在恩格斯看来，他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不过是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现象中的基础性的、归根到底层面上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所指出的：“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页注33。)在这里，马克思只是强调地产的问题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演化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并没有把它理解为决定罗马共和国演化的惟一的因素。同样地，也不能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然而，遗憾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追随者在理论上曲解马克思的做法的强烈抗议却在以后愈演愈烈的曲解活动中被淹没了。

后现代理论家们感兴趣的正是马克思对传统中的、已经被统治阶级偶像化了的确定性的东西的消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充分强调了这一历史作用中所蕴含的、对传统的确定性的消解。他写道：“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马克思甚至指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也锻造了最后埋葬自己的武器——无产阶级。总之，资产阶级以一种变动不居的方式摧毁了传统社会中确定不移的东西，同时也为否定关于自己的确定性神话奠定了基础。泰勒对马克思的上述见解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大约在 150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该断言是指，过去服务于我们的那些可靠的、持久的、总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正在让位给那些堆积在我们周围的快捷的、廉价的、可替换的商品。”(注：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泰勒在这里强调的、由人的行为方式引起的不确定性，在吉登斯那里则表现为“人造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人造的不确定性”几乎无处不在：“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面对着全球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一个人拥有特权也无法幸免。后现代理论家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认同，在自然科学家那里也引起了共鸣。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认为，从古希腊至今，对确定性的认可和追求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脉。然而，在当今，这种确定性正面临着挑战：“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注：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无疑地，在后现代理论家关于不确定性的论述中，马克思某些反确定性的话语也是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
综上所述，后现代理论家从自己的视角和理解的前结构出发，对马克思思想做出了修正和选择。诠释学启示我们，任何历史的文本，在被以后的世代不断地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其意义总是开放的。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沉湎于“回到马克思”的梦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抽空自己，返回到纯粹的、不受任何认识“污染”的马克思那里去，而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的话语和思想，回应当今世界中引发我们兴趣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从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事实上，我们对马克思和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也正从属于这一根本性的任务。

在目前中国时局的形势下，中国人民，中国一切革命左派和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切关心中国反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外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的真共产党人团结起来，都希望中国能回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路线上来，都愿意知道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对于解决当前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政策。我们的党员对于这些，当然更加关心。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反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推翻反动资产阶级（主要指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毛）和一切觉悟了阶级、阶层，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的基本纲领大体是一致的。
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和具体性的两部分。我们先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到具体性的纲领。
我们的一般纲领
在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中国共产党（毛）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再是一个由资本精英统治、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的、带有封建性质的、实行法西斯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1976年10月6日上台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三十二年的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强大；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更重要的是，中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在毛泽东主义的哺育下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1921——1976）表现了强大能力的，能领导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有力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还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马上就实现共产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推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之后，建立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因此，我们进行的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千万产业工人，数亿万其他工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十三亿人口中占了九亿多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部分受压抑的民族资产阶级、一些有远见的高级知识阶层及其他爱国分子的某些暂时的同意；第四，它现在已经被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内部体制成功所证明了是切实可行的。
自然，目前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为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斗争的时期，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共同要求就是“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在共同要求的基础上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进而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共同完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取消资本剥削和压迫，废止国内的法西斯主义专政和对人民群众的白色恐怖，还人民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的自由；我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继续革命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们的这种主张，是毛主席领导的毛泽东时代已经实现了的。
毛主席1957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指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与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是一样的，只是达到政治诉求的外部条件不一样而已，我们目前任务就是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
社会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由群众推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权利。
军队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广大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当局的军队和警察等等，完全不同，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们主张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是符合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健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工商业问题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公有制，对商品经济、对资产阶级法权有一个限制、改造、逐渐消灭的过程。
社会主义的文化，首先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应该是真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进步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得而私”的文化，决不应该是腐朽落后倒退的文化；其次要把社会文化逐步提升为无产阶级文化，因为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在现阶段上，在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或过渡性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大步，即是说，从官僚资本主义的、买办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经过改造而形成的工农兵文化，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因而这个纲领的实行，还不可能使中国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毛主席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抨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抨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制度，为着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新的三座大山，为着使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人民脱离“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悲惨命运，恢复主人公的地位，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共产党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曾经奋斗了28年，胜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又经过27年的继续革命，初步巩固、发展了这个成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76年10月6日，我们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我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组建起无产阶级先锋队伍——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高唱《国际歌》，又继续战斗了！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我们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此再英勇奋斗五十五年，胜利将更加伟大，成绩将更加辉煌！
对于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社会主义，才能到达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领导的、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在祸国殃民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人为什么不去进行执政党内的斗争，而鼓吹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些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人为什么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要推翻资本主义的现政权；有些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人为什么不搞“议会斗争”，而坚持武装斗争的必要性；有些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人为什么要进行“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不等待上面的大人物“振臂一呼”； 有些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人为什么不先有个“毛泽东式的领袖”再起来斗争，而要小人物们“自不量力”地干起来。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给了我们智慧、力量和勇气；对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在今后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中，我们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中国人民目前是处在这样几种严重的情况中：（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占据了统治地位，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的斗争，以便造成各阶级各阶层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革命力量，打破统治阶级的一统天下，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三）执政党政府内的顽固分子分化瓦解人民的团结，阻碍给人民以民主的改革，使尽浑身解数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欺骗和蒙蔽。（四）中国的泛左翼队伍参差不齐，思想混乱。（五）受到32年白色恐怖压迫的、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组织荡然无存，成员成了散兵游勇，现在的整党建党工作刚刚起步，暂时处在秘密、地下工作状态，使得我们党的力量暂时还比较弱小。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要求废止中国执政党的一党专政，允许公开建立各种人民党派，给各党派以一律平等的权利；要求惩办那些贪污腐败分子，宏扬革命正气；要求惩办利用资本的输入输出出卖中国利益的汉奸，讨伐一切祸国殃民的卖国贼，惩办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外国资本家服务的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类似集中营的收容、劳教机构；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使工人有罢工的权力；要求给予因为文革问题、继续革命而生活无着的一切革命政治犯以完全的自由、权利和充裕的生活保障；要求取消一切围剿、镇压和进攻工人农民维权斗争、上访斗争的行为，并立即答复、解决工人农民的正当要求；要求公开承认南街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正确性，立即取消扶植农村新型地主的“土地流转”的复辟倒退政策；要求允许中国工人、农民组织自己的工会和农会，自动武装起来，保卫工厂、农村的利益不受侵害；要求公开地、大张旗鼓地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使人民群众有充分参政议政的权利；要求改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待遇，恢复他们的主人公地位；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普遍的民主权利；要求取消压迫、歧视人民的、类似国民党反动派保甲连坐的户籍制度；要求取消执政党歪曲历史的党化教育，发展真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政治学术自由，惩办“网特”“网奸”对革命左派的压制和迫害；要求严惩“六四”事件中血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执政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以代替现在执政党一手包办的独裁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稍为认真的革命和进步，都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最强烈最普遍的呼声，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基本的呼声，也是国际国内革命人民对中国执政党的最低要求和希望。所以这是我们党的具体纲领。
目前的现状是，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对执政党完全失去了信心，而人民又没有维护自己权利、发表个人意见的自由，“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的革命运动被认为非法屡遭镇压。当然，包括许多阶层、许多革命左翼分子的积极活动还是在发展中。执政党内已有大量的人，对于他们自己的领导机关的政策，日益表示怀疑和不满，日益感觉他们的党在广大人民中孤立起来的危险性，而通过建言献策表达激烈的意见，要求执政党尽快走到正确道路上来。各地的工人、农民、文化界、学生界、教育界、妇女界、工商界、公务人员的民主运动，正在发展，广大劳动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反对强暴统治的群体斗争此起彼伏。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切受压迫阶层的革命运动正在逐渐地向着同一的目标而汇合起来。目前运动的弱点，在于社会的基层分子还没有广泛地参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农民、工人和下层劳动者，失业、失学的青年人，还没有组织起来。目前运动的另一弱点，是参加运动的人们，还没有一致的目标来发动斗争以求转变时局这一个基本方针，还缺乏明确的和坚决的精神。但是客观形势，正在迫着一切受压迫、受剥削、受欺凌的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逐渐地觉悟和团结起来。不管执政党政府如何镇压，也不能阻止这一运动的发展。
被压迫、被剥削、被欺凌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革命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革命大团结，结束执政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临时联合政府，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亲爱的全国各族爱国同胞们：
一切有良知的炎黄子孙们：
三十年来的大复辟事实已经证明，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路线，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是一条封建、官僚、买办卖国的反动路线。当代修正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勾结，已经把中华民族推到了被分裂、被宰割、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中国人民已经被重新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被重新置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及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之下！残酷的现实已经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构成了巨大威胁，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为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 ！！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屈辱，忍耐，呻吟，绝望——不属于人民！就凭他们彻底背叛“四项基本原则”以“ 四个坚定不移”取而代之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在所谓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公然抛弃毛泽东思想，违反中共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复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行为，使修正主义中共成为一个反动组织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引狼入室，出卖领土、领海、矿山、资源、银行、工厂、道路、桥梁，出卖民族尊严，把中国变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寡廉鲜耻，腐败透顶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逮捕革命造反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痛下杀手，野蛮拘捕上访群众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消人民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权利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对忠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或实行软硬兼施，或进行残酷迫害，把无数的革命者投入监狱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什么不要脸的话也敢说，什么不要脸的事也敢做，把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统统变成了庸俗的金钱利益关系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硬道理“，代替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硬道理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剥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利和基本劳动权利，强迫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失业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剥夺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社会主义福利，以致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甚至死都死不起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根本无法解决毕业大学生及社会青年就业，无法使他们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严重破坏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严重破坏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将伙食费分为四类灶,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难以想象的卑鄙下流的偷袭方式，半夜上调股市印花税，残酷洗劫亿万股民钱袋子这一项，我们就造反 有理！……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道：“对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但是，他以阴谋手段搞“宫廷”政变，篡党夺权后，“永不翻案”立即变成‘马上翻案 ’，充分暴露了他两面三刀，死不改悔的丑恶嘴脸,证明了他当初就是在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证明了他是一个毫不讲政治信用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知道中国的工人、农民是不会跟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于是，又故伎重演，为了搞资本主义，他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名，行欺骗人民之实。还煞有介事地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什么资产阶级，就说明我们走到斜路上去了，就证明改革开放失败了。”现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无以复加。资产阶级大行其道，猖狂之极。邓小平的继承者，大搞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叫嚣“决不走回头路”云云。既然以出现资产阶级和两极分化作为检验“改革开放”的标准，那么，官僚腐败的前腐后继以及黑砖窑、黑煤矿等现象，难道还不是资产阶级吗！在中国出现少数亿万富翁与成千上万的低保收入者及数以几亿计的贫苦工农，这难道还不算两极分化吗！他们对此只字不提，反而变本加厉地为“改革开放”大唱赞歌。这不但暴露了他们一贯的反动立场，还充分暴露他们当初就是出于欺骗人民为目的的。如果说当初他们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人民原谅了他们。那么，这次他们仍企图再次以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法欺骗人民，对不起！我们决不答应！我们要反了！不反，他们还以为人民愚昧可欺；不反，人民的生存条件和平等地位就根本没有保障；不反，这帮灭绝人性的家伙就会继续伙同中外反动派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无论他们再怎样挥舞“关心民生”的破旗来欺骗，或者挥舞所谓“法制”的大棒来威胁，人民已不再相信他们的鬼话了。人民已经懂得他们的一贯伎俩就是骗、压、抓、杀，即骗不过就压，压不过就抓，抓不过就杀；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不可辱的，他们不相信毛泽东思想的伟力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他们以为中国人民会永远的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屈服和忍受下去的。其实，他们根 本意识不到他们的日子已经悄然来临了。
复辟云水怒，造反风雷激！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任何反动派的中国，更不是贪污腐败分子和官僚买办集团的中国。只要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他们苦心经营30年搭成的复辟大厦，就会在人民的弹指一挥间灰飞烟灭、土崩瓦解。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了，那么人民就要起来打倒他！”毛主席教导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是我们正义行动的保证。现在已经到了动手打倒这个假“共产党”的时候了，这个反动透顶、极端腐败的统治集团，已经成为附在我们民族身上的一个恶性毒瘤，这个恶性毒瘤一天不铲除，我们民族灾难就一天不能幸免，《 08宪章》分裂中国的阴谋就会得逞。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要首先行动起来，从脚踏实地的发一张传单、刷一张标语、喊一句口号、建一个组织开始，大造革命舆论，做好战斗准备！而要取得胜利，就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怎样团结起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取得胜利呢？具体的讲，就是不要整天只顾忙碌于我们自己的那一点点私利而忘记社会责任。学校要成立起革命造反学生会，工厂要成立起革命造反工会，农民工要成立起农民工联合会，农村要成立起革命造反农会，军队和退伍军人要成立起革命军人联合会等等，他们当中的群众积极分子和革命活动家，就是那个组织的领导人。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由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造反先锋队，其中有从修正主义共产党营垒分离出来的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共产党员。我们这个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唯一的宗旨；修正主义官僚买办统治集团，及追随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精英分子、《0八宪章》反动精英分子是我们的敌人。高举毛泽东主义伟大旗帜，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方法地引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粉碎他们《08宪章》的卖国阴谋，展开誓死推翻反革命修正主义执政党的伟大斗争，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神圣使命和必须首先完成的任务。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一个独立自主、民主富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直至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根本的方针、 路线。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朋友，我们将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在建立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的同时，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侵略和掠夺。我们希望得到全世界一切正义力量的大力支持，希望得到全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 对中国官僚资本主义革命力量的大力支持。
所有被欺骗、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们：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敲响了埋葬这个反动统治集团的第一声丧钟，吹响了打倒这个反动统治集团的第一声号角，是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人民军队要奋起造反的总动员。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是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他们没有群众基础。他们长期把持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国家政权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一句话，他们就要倒霉了。让我们紧密团结在毛泽东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带头冲锋下，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发扬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投身到誓死推翻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伟大斗争中来吧！
最后，我们要严正警告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你们只有向人民投降，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你们应该认清形势，不要过低的估计人民的造反力量，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对于压迫和剥削过人民的官僚、贪污腐败分子、地方黑恶势力成员，只要没有血债，而且能够主动站到革命人民一边，在反复辟大革命斗争中，能够同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头子划清界限，反戈一击的，将一律宽恕，既往不咎；对于继续为虎作伥，死不改悔，参与反革命活动，怙恶不悛的， 我们将严惩不贷。
人民解放军及人民公安全体指战员：你们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武装力量，是人民的子弟兵。在今后随时可能发生的左派广大群众对反动统治集团的斗争冲突中，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积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最起码要保持中立，绝不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把枪口对准左派广大群众而成为 人民的罪人。
同时，我们特别提醒公、检、法所有干警，你们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得充当反动政府的爪 牙，对我毛共党员和造反群众施行逮捕、刑讯逼供、残酷折磨等法西斯手段，更不能将他们杀害，否则本党将予以 严厉打击，并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　
　
我们的口号是：
打倒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
打倒官僚买办卖国贼！
打倒精英走狗，告别屈辱时代！
立即停止卖苦力、卖企业、卖资源等一切卖国行为！
维护人民尊严！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
还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彻底清除官僚腐败分子！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团结起来，我们不做国际资本主义锁链下任人驱使的奴才。
誓死推翻中国共产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财富属于人民！
中国人民反复辟大革命一定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

我们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存压力。我们都是为我们自己的行动负责的个人，而且我们都希望生活在完全自由中。但同样真实的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单独生存，更谈不上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不断互相需要，因为我 们也是社会性存在。我们的发展，首要的，是人们合作的产物。
基于这样的信念，社会主义党制定了我们的核心看法、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理想。

1 社会主义的核心
作为社会主义党，我们的思想和活动，遵循三个中心概念：人的尊严、价值的平等和团结。正是这些价值观，通过几百年的经验，已成为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关键的要素。在未来，对于任何要被视为（仍然）文明和想继续发展下去的社会，这些价值观将继续是根本的。通过一个对于资本主义的及其对人民和社会的影响的理性的、具体的分析，我们创造条件，使我们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斗争更有成效。我们的对错过的创造这样一个世界所有机会的道德愤慨，使我们具有这场斗争要求的承诺、精力和决心。我们的理性分析，给我们洞察力、我们的抉择的方向、以及我们需要的战略和战术，用于我们成功后。人的尊严、价值的平等和团结，与我们对世界的理性分析，形成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构成一个尺度，我们用其评价发展和方案。我们要基于正面的经验来建设，吸取负面的教训使我们能够防止或抵制再犯错。正因为如此，我们总的出发点也用于我们日常的政治实践中，在我们的总看法和我们的具体意 见和建议之间，能有一个明确的和可核查的联系。

2 人的尊严
人的尊严，我们是说一个人对别人的尊重，有权自由参加影响社会的组织方式的决定，一个每个人的安全的存在，一个可供每个人追求的公平的机会，同时充分尊重他人以及所有生命、他或她的个人幸福，推论是所有人为他或她 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负责。

3 价值的平等
一个文明社会，要求根本的承认所有的人有同等价值，没有一个比另一个多。同样对待每个人，要求整个社会的广泛的宽容，没有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忽视。

4 团结
我们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们同时承认，并非每个人在每一方面都一样，机遇也不同。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不断增进人之间的团结，在需要的地方帮助和照顾对方，给大家一个真正的机会，过一个充 实的生活。

5 社会主义党的主要任务
我们的基本信念，人的尊严、价值的平等和团结，使我们反对这样的社会---整个世界被主导于'人人为己 '的想法，'强权即公理'超过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信条。我们决心打破'资本'对社会日益加强的控制。我们拒不把社会的管理交于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我们不接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决定着政治发挥作用的范围。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努力打破目前的新自由主义的潮流，这意味着要在议会内外努力，将民意表达和我们与人们的联系作为一个整体来改善。

以下是社会主义党的主要任务：
制定一个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的根本的批判
发展和实行斗争，为实现短期和长期的替代方案
对话与合作，与每一位愿意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思考和行为者




尽管知识和资源爆炸性增加，二十世纪没有带领我们到一个'乌托邦' 。社会却越来越多的向' 恶域 '发展，一个野蛮的丛林，强者为王。这种发展，一个资本主义的理想状态-理想的，对富者和强者来说-我们坚决以我们有的一切手段抵制，为所有人的利益斗争，为一个在2 1世纪的更美好的社会。下面我们将按10个标题列出为创造这个更美好世界的我们的意见。

1 民主的社会
为了保证人类的尊严、平等和团结，要求社会的深刻民主化。因为经济对生活质量的决定性的影响，民主控制经济，是最重要的问题。民主控制必须优先于任何对经济力量或私人财富的管制。这反过来又需要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行使的对经济的控制的系统性的扩展，以及工人对他们所在公司行使的控制的结构性增加。民主原则' 一人一票'更公平、更合理，而非资本主义的原则'一股一票' 。一个民主化的社会是最好的保证，确保社会进步和正义、健康、自然与环境等要务。

重要服务、公共交通及基础设施，要掌握在公共机关的手中。基本服务，如教育和保健，应该在政府直接监督下。只有政府才能保证人人平等的获得这些服务，只有政府才能作出考虑得更广泛和更长远的决定。

民主不仅是权利，而且是职责，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的责任。公民应参与选举和支持他们选出的代表的活动，并在必要时罢免他们。为了民主的正确运行，决策必须透明,决策人和公民间的距离尽可能小。公民必须有更多的影响力于他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会增加在决策程序的积极参与的机会，降低不满和政治冷淡的风险。

议会民主，基于公平的代表性，是最重要的途径，让民意表达并付诸实践。因而保卫和加强议会民主，具有至高的重要性。移交主权权力于不民主的超国家机构，如欧洲联盟，导致严重的和不可接受的侵蚀民主。一个民选的政府首脑、民选的议会和民选的市长等元素将扩大和深化民主，就如同协商和纠正的公民表决、对重要的问题的大众倡议。社会有责任保证增进每一个人的人权，如见于世界人权宣言、儿童权利公约和其他国际条约。一切形式的歧视 ，必须予以猛烈斗争。

2 基于合作的社会
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有工作的权利。同时，我们不是为工作生活-我们以工作生活。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反对24小时经济和不断增加的工作中的弹性以求利益利润最大化，我们主张分担现有的工作。残障人士有和其他人同样多的权利来工作，这个目标的实现要靠开放合适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工作场所。不是人们不断适应工作，工作应该更适合人。国家要迫使企业作出贡献，实现充分就业。这样，浪费劳动力和投掷人于废物堆将可以避免。作为一个必然结果，每个公民都应该贡献，尽他或她的能力，为了优化的社会的运作。这可以通过有报酬的工作，还可通过帮助需要照顾的儿童或成年人，或通过志愿工作。养老金领取者应给予机会，如果他们愿意，让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用在社会上，无论是作为有偿工人或受尊重的义工;然而 ，无忧的养老权也应得到保证。

3 公平共享的社会
只有当每个人都有幸福生活的机会，可持续改善生活质量的目标才能实现。为此纯收入应该不仅受限于一个法律规定的最低，也应有一个法定的最高限。无限的收入，无益于合理的利益，还需要更多的金钱，这些金钱本可以用于更好的社会目的。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这种基本服务，如教育、公共交通和保健于一个较高的质量水平。

一个人如果不能做有报酬的工作，或者是被免除这种工作，应该有权保证安全的存在，足以能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税收制度要有助于形成一种财富的再分配，那些可以负担得起的承担最重的负担，这就要求累进制的税收，于收入、财产、利润和继承。那种通过国际条约，世界性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和最'称心'的税率的比赛必结束。

4 健康的社会
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以保障他们的健康和享有高品质的医疗。这既是一个文明的价值观问题，而且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免费获得必要的医疗照顾，而国家承担其资金。因为健康是如此依赖于生活和工作条件、抚养、教育和营养，必须采取措施以确保每个人，不管他或她的社会情况，有机会健康发展。社会经济的健康差距的诱因，必须大力解决。一些公民优先，那种以牺牲一些缺医少药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给一些人优先权的现象，是不能接受的。预防胜于治疗。基于这些原因，预防和早期识别威胁到健康的情况，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于保健上。食物和环境的信息和监视，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能够让大家参加体育活动。不是片面的侧重于表现最好的，应更多地考虑到更重要的事情，如体育广泛的可得性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贡献。

人的尊严会损于遭受无法承受的、绝望的痛苦，病人和医生陷于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安乐死，在绝症最后阶段，可允许于非常严格的条件。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力量改善，到可能最高的水平，依赖于我们的照顾的 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样，安乐死可以避免成为一条退路，而是对一个极端的情况的反应。

5 可持续的社会
人们不但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而且与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尊重一切生命，是一个文明的标志和健康的心智。在一种行为的社会意义与其对自然和环境的影响后果之间，社会必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平衡，这平衡应被民主的警惕来认定和维持。危及人的生命或福祉的活动，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必须加以防止。无节制的生产增长和消费社会导致不可接受的自然和环境的损害。政府必须注意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没有牺牲环境，在这里总体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 利益，在必要时可对企业和个人采取行动。

农民应有机会采取负责任的方式来耕种，尊重人类和环境。有机农业应予以鼓励。动物的利益，应给予更多的关注。生物技术产业里对动物福利造成的损害，必须结束。生命形式的专利必须取消。基因操纵也一样，除非保证不会有持久的损害。开发原料及自然，在我们国家以及其他地方，必须看其对人、自然与环境的影响。不要一味注重短期利益，应优先考虑可持续性。原料及产品，必须尽可能的回收利用。经济交易应该以在经济上负责任的方式进行 。

6 一体化的社会
社会要运行良好，必须注意一体化与和谐。移民和原住民的一体化应在每一个层面受到鼓励。生活、工作、休闲与自然，不要冲突，而要互相适应。这要求深思熟虑的利用现有的空间、足够的机制保证民主的决策。在需要的地方 ，土地必须由社会所有，炒地皮被禁止。

一体化也必须是住房政策的一个起点和优先项。一些居民群体面临着一个堆积的问题，如无人维修和被忽视的公共空间；而另外一些人却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这种反差必须消除。各阶层各族群等形成的隔离聚居区-包括富人区，是不可接受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置人，特别是儿童，于不利的局面。每个人都必须有权利得到可负担得起的、优质住房，在舒适的环境里。除其他事项外，这将需要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收入和住房费用的合理关系，鼓励建立社会住房和更公平的分享稀缺空间以作住宅、工作和休闲。出发点必须是，空间不仅是一个商品，社会的需要先于财政利益。炒卖房屋是不能容许的。深入加强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机构的影响于涉及土地和住房 事物，是必要的，以保证每个人都有居住权。

社会应当能够使人人有机会周游，通过不同形式的公共交通，便宜、快捷和舒适。在我们的国家每一个利用现有的空间的决定，必须考虑在结构上限制使用私人交通工具的需要。偏好环境不友好的航空运输，必须结束。最环保的 客货运输形式，应予以鼓励。

7 安全的社会
每个人都在同等程度上有权保护他或她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为了确保这种保护，片面强调更多的镇压措施、更强的处罚和扩大警队做法，必须让路给更广泛的方式，尤其是注意犯罪的被害人和社会的不安全。警察和法院的重要任务是抓住犯罪分子、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社会应该给予他们这样做的手段。不过社会也必须首先为自己确定了目标，以尽可能的防止犯罪行为。在领导岗位上的人滥用权力和机会，社会必须大力解决。但也必须认识到，人在很大程度上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身份。当他们没有地位并且没有前景以改善这一点，有时候就容易犯罪。因此，社会必须更加注重许多犯罪活动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以及经济发展落后的街区的更大的不安全。立法和司法行政应延长平等权利并施加平等的义务于人人;每个人都必须得到保障以平等地获得司法和法律援助。司法歧视是不可接受的。

8 学习的社会
提供良好的、可得的全民教育是我们可以做的一项最重要的投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应由国家进行。这样，我们就能避免教育的不可忍受的分裂，一个豪华的私人部分给有钱人，一个贫困的公共部分给少钱人。金融壁垒限制教育的可得，必须消除。教育必须在原则上是免费的，由国家的一般资源支付。好和普遍提供教育至关重要，对每个人和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发展。教育政策要立足此认识，人类是社会存在，不是按生产手段的要求尽快成型的东西。教育应力求实现一个广阔的视野，而不是现在看到的日益狭窄的眼光。哲学应包括于每所学校的课程里。儿童有权利做儿童，有权利玩耍。儿童应被养大为有能力的、有批判力的个人，能发现事物如何配合在一起。他们应该能够自信的接近艺术、文化和科学，也要学会珍惜和尊重他们的人类同胞和一切生命。如同教育和培训为他们的工作做准备，都应该有机会继续进修，以扩大和深化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力。
科学的独立性，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教育和研究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应予以抵制。

9 创造性社会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是我们的文化传统的监护人，在这句口号最广泛的意义上，鼓励主动和被动参与在艺术与文化里，给人机会，以发现新的意想不到的事物。艺术与文化，不仅提供放松的机会，还给人们带来可能性去发展自己的和他人的创造性。对于一个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社会来讲，这样的创造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基于这些原因，艺术与文化的商品化，必须予以抵制。艺术与文化的纯粹商品化，导致不乐见的排斥各阶层民众的金融障碍。此外还 导致，可有资源的贫困化和扁平化。

有权自由表达意见，自由地接触媒体、文化和信息（包括互联网），这些权利应与保障。进入图书馆、博物馆和画廊应该免费。政府应确保继续一个强大的公共广播服务，其中的多样性应被保障。提供信息的不良的权力集中和滥用，必须予以抵制。新的媒体法规是需要的，特别是保护儿童免受商业剥削和不良暴力或有害的图像的影响。

10 一个社会
在国际层面上，应该鼓励承认人的尊严、平等和团结的基本原则，反对世界范围的社会不平等、贫困、欠发达、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只有到那时，世界上所有的公民才能被给予人的生活的前途。如果我们要对付人口过剩，消除贫困和更好地分享繁荣是必须的。彻底的重组庞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也是必要的。世界经济应该从根本上改革，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支付在一个公平的价格上。国际组织（如强大的世界贸易组织），必须不再把自由贸易作为最高的善;代之以所有国家和它们的居民的发展为目标。对于在国际层面上的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力量，要通过国际组织的协议和国家机关之间的条约来予以减少，以便更利于民主的控制的机构。严格规范国际资本流动是需要的，对这种流动所产生的利润进行收税也是必要的。更好地在全球分享繁荣，将增进机会，让大家过充实的生活，并结束许多地区的冲突，从而结束破坏性的难民流动，并给予他们国家机会以进行理想的结构性改革。难民 救济，是活跃在国际团结里的所有文明的人的责任。国际协议应当制定出来以期大大减少军备。

11 我们的呼吁
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未来社会的步骤图。这也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预言，用承诺满足自己，说越过地平线一切会更好。社会主义首先是对人类和社会的一定的理想的表达。它提供了为未来的一个看法，而且首要的，有此时此地意义 。

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人性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并认为这尺度必须成为建立社会的标准。人的尊严、价值的平等和团结在一起，形成我们衡量的标准，在此时此地，以及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路上。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更多市场，更少政府'的信条没有提供任何结构性的或可持续的解决办法，以应对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他们问自己，‘下一步呢？’在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国家事务越来越被国际事态发展所主导，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不是一个孤岛，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整体的一部分。无论现代社会多么复杂，需要有一个替代，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事实。

因此，我们呼吁大家，如赞成人的尊严、价值的平等和团结的基本价值观，我们一起思考进一步发展和拟定可行的办法以替代这个资本主义' 恶域 ' 。我们这样做基于一种信念，即未来不属于‘经济人' ----自私自利的、算计的人，他们认为，所有幸福的计量是与他或她的收入、他们的消费成正比的。我们更确信，未来将是'全面人'的一个社会，他们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是用来造福整个人类、整个自然界和整个地 球。